誰殺了……

聽了『誰殺了周峰』分享講座，感受很深，很想像他和豪仔那樣，背起背包去旅遊，是真正那種，把自己完全拋出去的旅遊，順風車、coach-surfing、沒景點、反消費。去分享會的途中，Zack也說，妳一定要去，一定要試，那是多縻令人心動，但心動容易，起行多麼困難。
就像周峰說，旅程其實是要學習捨棄某些東西的過程。
他在分享會中，以音樂比喻旅行，很多人玩流行音樂，或者替人造音樂，是娛樂別人；而背包旅行就像地下音樂，是做對自己坦承的東西，忠於自己的事情。
在過去二十幾年的人生中，我好像都不是為自己而活。好好讀書、入大學、找穩定的工作，甚至學習語言、藝術… 似乎都是為了建立自己在別人心目中的形象，除了別人的稱讚，我不知道自己在追求甚麼，我不知道自己想要甚麼。除了一件事，就是讀哲學，這應該是我到目前為止，最違背主流，卻忠於自己的事情。
以前，我曾經有夢想，有想做的事情，但過去一年半的時間、兩段關係，我覺得自己被殺死了。是誰殺了我？還是由始至終我都沒有真正活過？他突然離開了，卻好像把『我』也帶走了，剩下空殼待在原地，我沒有了『我』，多年來一直建立的『我』。
我以為，自己一直相信的是要活在當下，但原來我一直都做不到……

游水

女孩已經不記得是兩年還是三年沒大游水。昨晚，她突然很想去游水。真的是，很突然很突然，想把自己全身泡在冰涼的水裡。那種很渴望泡在水中的欲望，或者是渴望清洗，清洗掉一些讓人輕易掉淚的能量。
她跑步，跑完仍然很想哭；她游水，游完仍然很想哭。
黃碧雲在《血卡門》這樣寫：

『幻滅總是與舞蹈相違背的。』我說並且想念著你的時候。想念的時候總是飛揚。『幻滅是那麼的一直沉。一直沉，你無法動彈，無法提起。那一雙腳，那麼重，大得不得了，鞋子無論如何穿不上去。』『我坐著就知道自己不能再跳了。』

重讀兩年前寫的〈給十年後的自己〉一文，原來用不上十年，經歷已經可以深深影響一個人。那個充滿理想，卻不知道愛情是甚麼的傻女孩，兩年後距離理想好像已經很遠很遠，而且，驀然回首，在感情上已經受過兩次重重的傷。兩年，只是短短的兩年。
今日，她讀到一則新聞報道，指橫跨塞納河的法國巴黎藝術橋（Pont des Arts）上，掛滿一個個刻有戀人名字的愛情鎖，盼望戀人從此緊扣不分離，但日積月累下，數以噸計的愛情鎖已經足以令大橋隨時會被壓塌。報道中有一句：

「這些承諾，已經變成負擔。」

再會吧，香港？

梁振英昨日落區，看到相關新聞時最令人心寒的還不是他在講詞中不斷以特首身份向反對者發炮，而是一群惡煞在演講會場外「護駕」，目無法紀地圍毆反政府人士，咫尺之近的警察卻袖手旁觀。昨日的香港，彌漫著一層濃厚的法西斯式的瘋狂。

不過，更令人心痛的是，今早有報章報道，近年港人移民率上升8%，令人不禁反問，走是唯一出路嗎？你寧願捨棄你土生土長的地方，寧願讓你的孩子離開孕育你們一家的家鄉，寧願看著她沉淪，也不願意為她起來抗爭嗎？

自昨日下午起，筆者的Facebook已被行家洗版，字裡行間隱隱流露著對香港未來的絕望：

呢個暑假周日都無得抖，一次比一次不文明，做完真係心力交瘁。好唔想每星期發生的事，大家會習以為常，但似乎呢個城市識得認清係咩事的人真係愈來愈少

（前線記者H）

今日傷心程度比325特首選舉更高。只係年幾，香港就變成日光日白，滿街公仔佬，當街打交(圍毆)的地方。
我開始相信，在不會自滿，繼續搞分化的偉大屍歪領導下，香港真係有一日要出動防暴隊。

（前線記者C）

市民無力，前線新聞工作者無力，就連以娛樂市場主道歌手明星也感無力，包括何韻詩在Facebook也慨嘆：

落區，小孩，爆粗，圍毆.....
今晚一整版都是這些令人搖頭嘆息的荒唐畫面，
我們的香港怎麼了？

（HOCC）

今日的《經濟日報》則以〈「失家的感覺」 港人移民升8%〉報道，港人移民數字回升，今年上半年已較去年同期上升近1成，更訪問了已計劃好移民加拿大的陳太，陳太自言在屯門長大，唯以前讀過的幼稚園、小學已經被殺校，加上香港教育制度混亂，令她不想女兒在香港做「白老鼠」；她更坦言，近年香港被內地同化，已失去家的感覺。

就這樣，我們就選擇離開自己土生土長的家園嗎？筆者在此希望，為還會對昨日的新聞感到心痛的香港人，送上一首老歌，是由《義勇軍進行曲》作詞人田漢在香港日佔時期寫的《再會吧，香港》，由黃衍仁重新譜曲翻唱。當中的歌詞，值得港人深思，是要選擇移民逃避，眼白白看著香港再次淪陷，還是為了自己、為了下一代起來抗爭。

再會吧，香港！可聽得海的那一方，奔號着兇猛的豺狼，
他們踐踏着我們的田園，傷害着我們的爹娘！
我們還等甚麼？莫只靠別人幫忙，可靠的是自己的力量。

只有全民的團結，才能阻遏法西斯的瘋狂，
只有青年的血花才能推動反侵略的巨浪。

關於死亡──悼T，和所有年輕的魂

 相識不久的朋友T前日死了，死因是O.D.，注射過量毒品。早前，素未謀面的朋友的朋友J也去世了，跳樓自殺。突然間，友儕間的死亡接連發生，對於八九十後的我們來說，這是何等陌生，衝擊何等巨大的事。T死後，我對朋友說，「這是他揀的。」可現在我會說，也許我們可以選擇怎樣死，但死亡，從來不由我們選擇。

 我前晚才跟剛出獄的T說了句「Welcome back」，而他對我報以微笑，一切仍歷歷在目，多麼實在。「我們都知道人會死，但當它真的到來時，知道和懂得反應之間存竟在著那麼大的gap。他入獄前才懇切地對我，說希望可以在獄中戒掉毒癮！」只有18歲的朋友說。

口裡常說，人終需一死，但當死亡的面貌真的比想像中更早程現在眼前，我們還是如此這般的不知所措。我們悲傷，我們流淚，我們不明所以。甚至，有朋友欲與他通靈，只求見他的亡魂一面，與他虛弱的亡魂說上一句話。

 我們雖然知道死亡一直存在，我們都必須面對，無人能幸免，但面對死亡，我們還是感到無力和悲慟，因為死亡是情和理結合的現象，就如海德格所言，死亡除了是自然現象，亦是人文現象、社群現象。

 關於悲傷，關子尹教授在中大「博群論壇：死亡的意義」裡說：

 「淚水是逝者所應配，悲傷應當作為其祭禮；亦是存者所當需，他不能忍受自己很快就無動於衷。但是，悲傷是有時刻的，逝者亦不想在世的人永恆的悲傷。」

 因此，我們悲傷是應該的，因為我們的朋友值得我們為他流淚，但悲傷當有盡時。我相信，T會寧願我們只記住他那腼腆的笑容。這幾天我總在想，如果悲傷可以量化，我們或該為T慶幸，他在死前認識了會為他的離世流淚的我們，因為他將會透過我們的悲傷和思念，以不同的形式存在。

關生也指出，情和理之間應有兩個階段：一，「以情款情」，當至親離世時，太早以為用理可克服一切其實是不應該的，亦不能勉強，那便容許自己的情感慢慢伸張；二，「以理款情」*，要有意識地給它時限，適當時為自己、為逝者找回人生的道路，以理智為自己找到解決的可能。

 我曾多次想像，T在臨終前在想甚麼，在想家鄉的親人嗎？他恐懼嗎？他寂寞嗎？他絕望嗎？他何以會讓自己受縱於萬惡的海洛英？是他身為弱勢族群的邊緣身份嗎？我們死後，又會否重遇T──在一個我們可以完全平等的地方？

 托爾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裡，伊凡在意識到死亡快將來臨時，他這樣想：

 「『如果我不在了那還有甚麼呢？甚麼也沒有了。那麼我不在的時候，我在哪兒呢？難道是死嗎？我不想死。』他掹地坐起來，想點亮蠟燭，他用發抖的手摸了一陣，把蠟燭和燭臺都都碰倒在地板上，於是他又往後倒下，倒在枕頭上。『何必呢？』他睜開雙眼凝視著黑暗，自言自語道。『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們誰也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誰也不可憐我。他們都在玩。（他聽見從門外遠遠地傳來歌聲和伴奏聲。）可他們也會死的。這幫傻瓜。我先死，他們後死；他們也一樣要死的。可他們卻還在得意。這些畜生！』憤怒使他窒息。他感到痛苦，難以忍受的痛苦。不可能是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要承受這種極度的恐怖吧。」

 死亡其實一直都在，而且比甚麼都要平等而無分階級，只是它在日常生活中被遺忘掉、隱藏著，如果有天（也許就是明天，甚至下一秒鐘）我們都要死，那麼，根本沒有誰的死比誰更高尚。死亡是一種可能性，就是因為有這種「或者我明天就會死」的可能性，我們的生命才有意義，我們才會珍惜我們眼前所擁有的。最少，T那腼腆的笑容，和溫文的氣質，會烙在我的腦海中──縱使有天我會忘記他的樣貌。

我不會寫歌，唯有借花敬佛，借MLA悼旺陽的歌，來送別你，雖然你也許聽不明白歌詞內容。

關於六四：從無知到無知

今年六四，我選擇不到維園參與燭光集會。因為，六四事件影響我的，並不只是死亡讓帶我每年到維園一趟，點起燭光，激動感慨悼念一番過後，安然的回到生活裡，明年再來，每年重覆。六四事件所影響我的，是學生、工人、知識份子的造反精神，更甚的是當年革命不成熟而失敗所帶給後世人的教訓，並把經驗融入生活的反抗之中。對於屠城，我心中每一天都在悲慟，心中的燭光燃亮後不曾熄滅，又何需執着於每年重燃那點實體燭火？

六四事件發生24年，當中有20年，我對六四無知。直至今年，我再讓自己對六四陷入無知，這次無知，是關於平反，和悼念。

六四事件發生那年，我4歲。生於建制家庭，沒有那些父母坐在電視前看屠城看到淚流披面的經驗，親人也從不說，外公一開口就是罵「反中亂港」；在親中學校渡過10年光景，對於六四，經歷了20年的空白，沒有認知，沒有好奇。直至入讀中文大學，「六四」好不容易找到了我，才開始知道、關心六四。

在網上看關於「六四」的片段，激動得聲淚俱下；自2009年起，有4年的「六四」是在維園渡過，當中首兩年自發到維園參與燭集會，及後兩年則寓工作於悼念。集會期間，為死難者及其家屬感到悲慟，為殺人中共政權感到憤恨；但手上的燭火熄滅後，與身邊數十萬人一同逼出去天后或炮台山吃個夜宵，或直接逼公共交通工具回家，大家卻完全沒有交集。每到五月，在循規蹈矩的工作或學業後的空餘時間，再拿出書架上那本《人民不會忘記》來重讀。如此一個循環。

2011年，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說，六四事件是歷史上的「小小的沙石」，當時我在想，她的說法究竟有甚麼問題。試設想，如果這代人全死了，往後的人對「六四」的激情定會一代一代減退，最終，「六四」只會成為教科書或文獻上沒有生命的史歷事件。現在回想起來，就會進一步質疑，如果大部分人只視六四為個別事件，就像男朋友出軌了女朋友相信他道歉懺悔、還她名份過後便不會再犯，那麼，難保謝凌潔貞所道出的，不是個預言。

或者這樣說吧，「平反六四」表面上大概只有兩條進路，要麼成功平反，要麼不能平反。若未能平反，我們便千秋萬世的和平集會下去（當然能否千秋萬世也成疑）；若成功平反了，我們便快快樂樂在這個政權下過日子，然後眼巴巴看著它每天繼續殺人。

有人說，「六四」是本土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對世界上任何的逼害我都感到悲痛，不論是中國的李旺陽、劉曉波、艾未未，或者當年被緬甸軍政府軟禁迫害的昂山素姬，還是西方因為反政府示威而被警察毒打的示威者。可是，我深信，李旺陽會希望我們每個都變成以行動對抗殺人政權的「李旺陽」，多於只為他的枉死平反。

有人說，支聯會悼念「六四」活動只是為大陸維穩，我不知道。「六四」燭光集會是否是維穩，要看的不是支聯會，而是參與集會的人，在放下燒剩的白蠟燭之後，是選擇堅持抗爭，反抗不公義的獨裁政權，還是選擇繼續奴隸般營營役役為無良僱主服務、炒樓炒股票買ibond、逼子女用功讀死書找份薪高糧準但必須埋沒良心的穩定工作，卻追求所謂「民主」。

活動推介： 

 【搖滾不容殺人政權 】音樂會 

日期：2013年6月4日 

時間：下午6時30分 

地點：銅鑼灣東角道 

簡介：反建制！反建制！！搖滚就是反建制！！！ 獨裁政權靠血腥暴力經營 殺異議聲音、殺人民家園、殺藝術、殺教育、殺道德、殺真相、殺同學、 殺工人、殺窮人 - 殺人!! 搖滚的詩是覺醒的文字 搖滚樂是向極權反抗的打氣歌 

延伸閱讀：

《要求平反，不如造反》

聲援碼頭札記──你知道你為何活得那麼苦嗎？

於這個乍暖還寒、濕漉漉的春天，在葵涌貨櫃碼頭過了幾日。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更不用說工運），教人感觸良多，但學習到的更多。

2013年3月28日，因為工作需要，非常仔細地閱讀與這次碼頭罷工相關的資訊，包括工人的故事，然後一直繫在心上，並決定下班後親身到碼頭聲援。天正下雨，扺達碼頭後，發現工人和聲援者聚集在六號碼頭的有蓋閘口下，同時堵塞出口抗爭。雖然有蓋，但地上還是濕得很，工人和聲援者隨意找張紙皮，上面鋪塊膠桌布，便趟在上面休息。天氣很濕，很冷，環境雖然不可以說極差，但當然不是好，而你可不知道這些日子要持續多久啊。

你總是擔心工人的身體，但他們會笑，或者是笑你小孩子不知苦吧，然後跟你說，「我哋開工仲辛苦啦，真係！而家有瓦遮頭，有得去廁所，仲舒服過開工嗰陣！咁都頂唔住？咁你唔好做碼頭喇！哈哈。」不知怎地，我聽得出這豪邁的笑聲背後的悲涼，因為，這是事實。即使是及後HIT發出禁制令，限制工人在碼頭罷工堵路，令他們只能在碼頭外的公路上紮營露宿，餐風飲露，他們也是這樣笑著說，不知道真的是為了安撫我們，還是說給自己聽，好讓自己可以較容易撐下去。

與工人聊天時，我所聽到的故事，與網上流傳的故事大同小異，但當你親耳從工人口中聽到那些故事，你不可能不受到撼動，因為那不是坊間傳說的江湖傳聞，而是眼前一個一個親和的大叔的真實生活故事！當你以為，這些在幾層樓高的「塔」（塔機）上吃、喝、拉、一工作就是最少24小時、八號風球也要開工爬上幾個貨櫃之上的故事，已經足以令你目瞪口呆，工友們卻會在不經意之中，說出令你更不知如何反應的事情。

工人墮海 船泊岸才救人

罷工第3晚，我終於在碼頭睡了一夜，地面很硬，天氣濕冷，即便穿了兩件外套，蓋了毛毯，也冷得卷縮成一團。翌日，我睡眼惺忪地跟大伙兒圍繞碼頭遊行，自出娘胎都不知道貨櫃碼頭長甚麼樣子，當你覺得那些開來會轟隆轟隆響的貨櫃車已經大很讓你害怕，身旁的大叔卻會指著岸邊那些載著數百個貨櫃的櫃船，說，「呢架算細啦！」

一個做「姑爺」（即船上苦力，俗語叫「咕喱」）的工友又會以平常說話的口氣，不經意地告訴你，有一次有工人從船下掉到海裡去了，工頭卻說，要等船泊岸後才報警，以免耽誤卸貨。說話不經大腦的我無知地問，咁個人最後點呀？那名工友頓了頓，續無奈地說，「救唔返囉！」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問得好失禮。之前已經聽聞過，碼頭經常置工人的安全不顧，但聽到這個答案，我還是愣住了，良久不能說話。

當下我想到的是，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人」不是人，「人」只是賺錢的工具，就像一顆螺絲，讓叫做「整體經濟發展」的機器不斷運行。如果螺絲掉了嗎？那麼便換一顆吧！有誰會花時間關心一顆掉落的螺絲呢？這樣，更可以解釋得到，為何工人的僱主可以用那麼低微的薪金來僱用他們，因為他們在資本家眼中，並不是人，只是計劃書裡的「成本」之一。

遊行走得累到坐在地上時，一個工友哥哥又走過來問我們，要不要參觀他們平時休息的休息室，我們便雀躍地跟著去。那其實是一座由貨櫃組成的小房子，有兩層高，但裡面很暗，很窄，一個貨櫃的面積，卻放了4至5排儲物櫃，和兩張「碌架床」，一張長椅，當然還有不少雜物。雖然有冷氣，但空氣卻十分局促。工人平時就是在工作24，或48，或72小時後，到這兒稍作休息，再起來繼續工作，所以有些員工說，5天沒回家也有試過。因此，我們看到寫上「家人親情要出賣  落班仲要Stand By」的示威橫額，所言絕非誇張！

我們的「社區」呢？

你有想過，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嗎？你已經有多久，沒有和家人一起（要一起，留飯不算）吃一頓晚飯？有多久沒有和家人出去遊山玩水？（而原因不外乎：「唔使做呀？」）

「若把人類歷史濃縮為24小時，則從零時至23:54分，人類基本上只有狩獵採集(Hunter-gatherer)一種職業，最後6分鐘才出現農業社會，23:59:40秒後才有資本主義。狩獵採集的工作當然不輕鬆，亦朝不保夕，但有研究指出，他們的工時其實不長，每週工作十多二十小時，就足以糊口。我不是要歌頌遠古社會，反而認為我們的文明不斷進步，正因如此，連續工作24、48或72小時這些事情更不應存在。」（劉創馥教授 30.03.2013）

可能是由於老闆不仁，在貨櫃碼頭這個「三不管」地方，兄弟班要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否則可能命都冇，因此碼頭工人之間的感情特別好。你甚至會覺得，他們工作的地方，比我們的社區更像社區。

「一次要落晒百幾個廂，得4個人做！以前都有6個，而減到4個。我哋咪自己輪囉，兩個做，兩個休息囉。」一名機手淡然的說。

俗語說，「錢解決到嘅問題，就唔係問題。」上一代叫做「有錢洗得鬼推磨」，大概都是資本主義出現之後才產生的概念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方法，只剩下「消費」。

孩子沒有人看顧，我們不會再拜託隣家師奶，請個外傭吧；功課不懂，我們不會再向隔壁的哥哥姐姐求教，請個補習老師吧，最好還要是名校的；家裡的食油用光了，我們不會再按隔壁的門鈴去借，因為屋苑樓下就有百佳或惠康，再不是就7-11吧；看到社會有不公義的事情，「捐錢吧！」讓慈善團體為我們代勞......

你不禁會問，世界真的應該是這樣的嗎？

作為傳媒工作者，我曾經問過工友良哥（化名），我訪問你好不好？讓你們的故事有更多人知道，觸動更多人支持這次運動。良哥拒絕了，說，「唔使啦，我哋應該會嬴嘅，佢哋唔會炒我哋，因為都冇人入行，佢哋請唔到人。我哋今次就係要搞冧佢。不過搞唔冧都冇辦法。」不是這樣的，因為你搞跨了一個HIT，搞跨了一個李嘉誠，但資本主義仍然可以培養十間HIT、一百個李嘉誠！

「以前個判頭唔係咁架，公司加幾多錢畀佢，佢就加幾多畀我哋。係換咗呢個先咁衰之嘛！」另一名機手威哥（化名）說。可實情是，這樣的良心判頭，已經被資本主義制度淘汰了。


他冇得揀，你有冇得揀？

昨晚，一群熱心的聲援者在碼頭外的帳幕裡播放這幾日以來的訪問片段，工友們聚在一起，邊吃飯聊天抽煙吹水，順便看影片。有人一邊看短片，一邊吐出煙圈，臉上掛滿唏噓。鐵馬外圍一名維持秩序的藍帽子警員突然悄悄提出，可以掀起布橫額讓他也一起看嗎？事實上，現場的很多警員都曾經與工人交談，聆聽他們的故事，也真誠地擔心工友們的安危。

可是，如果那一刻他的上司下令要他清場呢？他們會否在抬人的時候手下留情呢？他沒有選擇──即使他們也同情工人。然而，在這個不仁不義的社會制度、不知所謂的政府管治下，權力的抓牙便只能替它們做著這種欺壓市人民的勾檔。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真的只能這樣嗎？」

也許，我們應該走到這位警察哥哥面前，引用梭羅在《公民不服從》裡的話，說：「如果你真的想為國家做點甚麼，就辭掉公職吧！」當人民拒絕效忠政府，而官員也不在其位，那麼革命就算成功。

「如果不義之事必須靠你來促成，那我覺得你就應該打破這個循環！無論如何，我為反摩擦力，抵抗不義的事情，讓政府這部機器停擺。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時時警惕，不要讓自己成為所讉責的罪惡的幫兇。」（梭羅，《公民不服從》）

如果，上述的現象之於你都沒有所謂，心裡說了一聲「係咁架啦，唔係點啫？」那麼，請你就當沒有說過這篇文章吧。因為，你活該活得那麼苦。若你認為這不可以接受，那麼你可以做的，是從今又起多反思資本主義的禍害，關懷並愛你的社區；最重要的是，讓你的良心重見天日，盡量不做不義的事情的幫兇。


德昌里2號3號舖所拍攝的短片：


左翼廿一所拍攝的短片：
 

影行者所拍攝的短片：


如果希望知道罷工最新消息，可參考：
貨櫃碼頭罷工記事

異質的身體──張國榮的藝術成就（三之三）

（筆者按：本文寫於2011年12月，作為中文大學「CULS 5203 文化與藝術與身體」期末論文，修改於2013年3月，即張國榮逝世十週年）


主流媒體作為社會規訓中的監視者

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ael Foucault）在他的「柔順的身體」中指出，權力要操控人類，必須把權力量化，當中最具體的做法，是社會規範透過限制我們的肉體、「養成習慣」銘刻（inscribe）在我們的身上，例如規定人們從小到大保持筆挺的身體、有節制的行為、有整潔的外表，並強調這樣才是「良好」的表現，是為「紀律」。

除了限制，紀律的實施以及權力的效果還要加上「監視」，使權加的強制機制更鞏固地落實。福柯又指，這種監視往往是層級的、連續化的、切實的監督，而且必會配合以一套規範化的裁決──對偏離紀律的，「污穢」或「不潔」的行為、活動、時間、言語、肉體、性等都會加以懲罰。若這種懲罰當未及嚴重程度，不必以監禁或法律來制裁，則或會以批判的目光或社會上的負面評價來打壓，以「矯枉過正」。

洛楓指出，張國榮不論生前或死後，都不斷受到主流媒體都不斷在打壓，當中各自因他同時擁有的3個不同身份，即自殺者、抑鬱症患者、同性戀者。

作為自殺者，張國榮在被確定在文華酒店跳樓自殺身亡後，仍被香港的主流媒體不斷攻擊，當中包括《明報》的「有人認為張國榮死得灑脫，留住人生最光輝的一頁……但其實死者對身邊的人和社會帶來很大傷害，即使自殺者患抑鬱症，控制不了自己的行為，社會也不應把自殺行為合理化」，甚至《蘋果日報》的「尋死要為他人著想，公德一點的選擇，燒碳較跳樓妥當」等，「這些論述似是如非，混淆視聽，無非是要把社會責任強加於一個自殺身死者的身上，要求他即使死後亦難辭其咎地背負種種不良後果」14。

而作為抑鬱症患者，傳媒在他死後亦訴諸權威，透過不同的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者、青少年志願團體等，呼籲「情緒低落者求醫」，藉此散發出「抑鬱症」可怕，「抑鬱症患者」有危險性、需要被規範、需要向權威（如醫生、社工等）求助等訊息，無疑令張承擔起懦弱者及精神失常者（一般「正常人」都會對此等人物感到恐懼）的角色。

對此，連張生前多年好友梅艷芳也發表聲明批評：「……請不要再把罪名加在他身上……抑鬱病不會一天便形成，是日積月累的，我覺得某些傳媒也要負上一定責任……」。15

同性戀或雙性情欲者的身份更是張國榮一直為人所詬病的部分，他一直不掩飾與同性戀人唐鶴德之間的關係，甚至於1992年的訪問中表明自己是個雙性戀者，可惜香港社會主流媒體卻不能趕得及他的前衛步伐，總是對他同性戀者的身份諸多打壓。在張國榮死後，電台節目主持查小欣在其節目〈茶煲裡的查篤撐〉中稱：「當然不會鼓贊同自殺風氣，也不鼓勵同性戀，希望不要有人貪得意嘗試同性戀」。以同性戀為一種可被鼓勵的現象，或以為有人會「貪得意嘗試同性戀」，以及視「有人貪得意嘗試同性戀」為不可接受的行為等，都可看出香港傳媒的目光狹隘。

傳媒人梁立人於2005年更在其文章中寫道：「社會大眾對同志並沒有極度畏懼，更沒有甚麼值得他們憤怒的地方，我們只會同情他們，因為同性戀的道路是悲慘的、陰暗的。以著名同性戀者歌手張國榮為例，如果他沒有陷入同性戀的泥潭，他會活得更開懷、更快樂，他的歌唱成就會更高。」當中著色性以及沒有足夠理據證明的邏輯謬誤去扭曲、否定同性戀者，更是無知和沒有傳媒公義的行為。

思想狹隘的香港媒體作為規範體制中的「監視者」角色，在張國榮生前已對其藝術形象竊竊私語，當中可以他們報導其2000年「熱‧情演唱會」的服裝的手法即可看出。



當時，斐聲國際的法國時裝設計師Jean Paul Gaultier為張於「熱‧情演唱會」中的演出設計了一系列服飾，包括長髮、裙子等裝扮，惟香港媒體卻形容為「貞子」，又指張「扮女人」是弱者行為。張國榮及後於《明報周刊》中表示，「演唱會的第3天，在法國的Jean Paul Gaultier給了我E-mail，我看完幾乎跌倒地上，他說﹕『你們香港人簡直是不知所謂， 以後國際級的設計師，都不會替你們香港人做show，或者合作。』 這很值得香港部分傳媒去檢討，因為我們一些藝人，水準已達國際化，即如我今年去日本，做了10場演唱會，日本傳媒以fantastic來形容這個show時，許多傳媒、搞手都會問我，為什麼香港的傳媒會去陷害自己的藝人？」

總結

張國榮在林夕為他撰寫的〈我〉一曲中如此唱道：

快樂是 快速的方式不只一種 最榮幸是 誰都是造物的光榮不用閃躲 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 我就是我 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天空開闊 要做最堅強的泡沫 我喜歡我 讓薔薇開出一種結果孤獨的沙漠裡 一樣盛放的赤裸裸多麼高興 在琉璃屋中快樂生活 對世界說 甚麼是光明磊落

當中顯示了他的藝術生命雖然不斷受到打壓，而令他精神上受到挫敗，但其對藝術與性別政治的信念並沒有萎靡，在異性戀霸權裡，以異質的身體不斷挑戰非男即女的規範，並以之為榮耀與驕傲。

洛楓認為，張國榮的身死，令他生前的爭議與對衡剎那變成「傳奇」，而他的努力開拓，把Camp這種感情與品味引進給香港的受眾，除了為後來者打開突破的空間，是他以自己的身體為香港的身體藝術和性別運動開發無限的可能性。 （完）

註腳

14 洛楓，「第五章：你的眼光只接觸我側面」，頁177
15 同上，頁178


參考書目
Sontag, Susan, “Notes on ‘Camp’” (1964)　
米歇爾‧福柯著，《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書店（1999）
朱耀偉、陳英凱、朱振威著，《文化研究60詞》，香港：匯智出版（2010）
洛楓著，《禁色的蝶蝴──張國榮的藝術形象》，香港：三聯書店（2009）
程青松編，《關不住的春光：華語同志電影20年》，新北市：八旗文化、遠足文化（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