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6日 星期六

聲援碼頭札記──你知道你為何活得那麼苦嗎?


於這個乍暖還寒、濕漉漉的春天,在葵涌貨櫃碼頭過了幾日。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更不用說工運),教人感觸良多,但學習到的更多。

2013年3月28日,因為工作需要,非常仔細地閱讀與這次碼頭罷工相關的資訊,包括工人的故事,然後一直繫在心上,並決定下班後親身到碼頭聲援。天正下雨,扺達碼頭後,發現工人和聲援者聚集在六號碼頭的有蓋閘口下,同時堵塞出口抗爭。雖然有蓋,但地上還是濕得很,工人和聲援者隨意找張紙皮,上面鋪塊膠桌布,便趟在上面休息。天氣很濕,很冷,環境雖然不可以說極差,但當然不是好,而你可不知道這些日子要持續多久啊。

你總是擔心工人的身體,但他們會笑,或者是笑你小孩子不知苦吧,然後跟你說,「我哋開工仲辛苦啦,真係!而家有瓦遮頭,有得去廁所,仲舒服過開工嗰陣!咁都頂唔住?咁你唔好做碼頭喇!哈哈。」不知怎地,我聽得出這豪邁的笑聲背後的悲涼,因為,這是事實。即使是及後HIT發出禁制令,限制工人在碼頭罷工堵路,令他們只能在碼頭外的公路上紮營露宿,餐風飲露,他們也是這樣笑著說,不知道真的是為了安撫我們,還是說給自己聽,好讓自己可以較容易撐下去。



與工人聊天時,我所聽到的故事,與網上流傳的故事大同小異,但當你親耳從工人口中聽到那些故事,你不可能不受到撼動,因為那不是坊間傳說的江湖傳聞,而是眼前一個一個親和的大叔的真實生活故事!當你以為,這些在幾層樓高的「塔」(塔機)上吃、喝、拉、一工作就是最少24小時、八號風球也要開工爬上幾個貨櫃之上的故事,已經足以令你目瞪口呆,工友們卻會在不經意之中,說出令你更不知如何反應的事情。



工人墮海 船泊岸才救人

罷工第3晚,我終於在碼頭睡了一夜,地面很硬,天氣濕冷,即便穿了兩件外套,蓋了毛毯,也冷得卷縮成一團。翌日,我睡眼惺忪地跟大伙兒圍繞碼頭遊行,自出娘胎都不知道貨櫃碼頭長甚麼樣子,當你覺得那些開來會轟隆轟隆響的貨櫃車已經大很讓你害怕,身旁的大叔卻會指著岸邊那些載著數百個貨櫃的櫃船,說,「呢架算細啦!」

一個做「姑爺」(即船上苦力,俗語叫「咕喱」)的工友又會以平常說話的口氣,不經意地告訴你,有一次有工人從船下掉到海裡去了,工頭卻說,要等船泊岸後才報警,以免耽誤卸貨。說話不經大腦的我無知地問,咁個人最後點呀?那名工友頓了頓,續無奈地說,「救唔返囉!」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問得好失禮。之前已經聽聞過,碼頭經常置工人的安全不顧,但聽到這個答案,我還是愣住了,良久不能說話。

當下我想到的是,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人」不是人,「人」只是賺錢的工具,就像一顆螺絲,讓叫做「整體經濟發展」的機器不斷運行。如果螺絲掉了嗎?那麼便換一顆吧!有誰會花時間關心一顆掉落的螺絲呢?這樣,更可以解釋得到,為何工人的僱主可以用那麼低微的薪金來僱用他們,因為他們在資本家眼中,並不是人,只是計劃書裡的「成本」之一。

遊行走得累到坐在地上時,一個工友哥哥又走過來問我們,要不要參觀他們平時休息的休息室,我們便雀躍地跟著去。那其實是一座由貨櫃組成的小房子,有兩層高,但裡面很暗,很窄,一個貨櫃的面積,卻放了4至5排儲物櫃,和兩張「碌架床」,一張長椅,當然還有不少雜物。雖然有冷氣,但空氣卻十分局促。工人平時就是在工作24,或48,或72小時後,到這兒稍作休息,再起來繼續工作,所以有些員工說,5天沒回家也有試過。因此,我們看到寫上「家人親情要出賣  落班仲要Stand By」的示威橫額,所言絕非誇張!



我們的「社區」呢?

你有想過,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樣嗎?你已經有多久,沒有和家人一起(要一起,留飯不算)吃一頓晚飯?有多久沒有和家人出去遊山玩水?(而原因不外乎:「唔使做呀?」)
「若把人類歷史濃縮為24小時,則從零時至23:54分,人類基本上只有狩獵採集(Hunter-gatherer)一種職業,最後6分鐘才出現農業社會,23:59:40秒後才有資本主義。狩獵採集的工作當然不輕鬆,亦朝不保夕,但有研究指出,他們的工時其實不長,每週工作十多二十小時,就足以糊口。我不是要歌頌遠古社會,反而認為我們的文明不斷進步,正因如此,連續工作24、48或72小時這些事情更不應存在。」(劉創馥教授 30.03.2013)
可能是由於老闆不仁,在貨櫃碼頭這個「三不管」地方,兄弟班要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否則可能命都冇,因此碼頭工人之間的感情特別好。你甚至會覺得,他們工作的地方,比我們的社區更像社區。

「一次要落晒百幾個廂,得4個人做!以前都有6個,而減到4個。我哋咪自己輪囉,兩個做,兩個休息囉。」一名機手淡然的說。

俗語說,「錢解決到嘅問題,就唔係問題。」上一代叫做「有錢洗得鬼推磨」,大概都是資本主義出現之後才產生的概念吧。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日常生活,解決問題的方法,只剩下「消費」。

孩子沒有人看顧,我們不會再拜託隣家師奶,請個外傭吧;功課不懂,我們不會再向隔壁的哥哥姐姐求教,請個補習老師吧,最好還要是名校的;家裡的食油用光了,我們不會再按隔壁的門鈴去借,因為屋苑樓下就有百佳或惠康,再不是就7-11吧;看到社會有不公義的事情,「捐錢吧!」讓慈善團體為我們代勞......

你不禁會問,世界真的應該是這樣的嗎?



作為傳媒工作者,我曾經問過工友良哥(化名),我訪問你好不好?讓你們的故事有更多人知道,觸動更多人支持這次運動。良哥拒絕了,說,「唔使啦,我哋應該會嬴嘅,佢哋唔會炒我哋,因為都冇人入行,佢哋請唔到人。我哋今次就係要搞冧佢。不過搞唔冧都冇辦法。」不是這樣的,因為你搞跨了一個HIT,搞跨了一個李嘉誠,但資本主義仍然可以培養十間HIT、一百個李嘉誠!

「以前個判頭唔係咁架,公司加幾多錢畀佢,佢就加幾多畀我哋。係換咗呢個先咁衰之嘛!」另一名機手威哥(化名)說。可實情是,這樣的良心判頭,已經被資本主義制度淘汰了。


他冇得揀,你有冇得揀?

昨晚,一群熱心的聲援者在碼頭外的帳幕裡播放這幾日以來的訪問片段,工友們聚在一起,邊吃飯聊天抽煙吹水,順便看影片。有人一邊看短片,一邊吐出煙圈,臉上掛滿唏噓。鐵馬外圍一名維持秩序的藍帽子警員突然悄悄提出,可以掀起布橫額讓他也一起看嗎?事實上,現場的很多警員都曾經與工人交談,聆聽他們的故事,也真誠地擔心工友們的安危。

可是,如果那一刻他的上司下令要他清場呢?他們會否在抬人的時候手下留情呢?他沒有選擇──即使他們也同情工人。然而,在這個不仁不義的社會制度、不知所謂的政府管治下,權力的抓牙便只能替它們做著這種欺壓市人民的勾檔。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真的只能這樣嗎?」

也許,我們應該走到這位警察哥哥面前,引用梭羅在《公民不服從》裡的話,說:「如果你真的想為國家做點甚麼,就辭掉公職吧!」當人民拒絕效忠政府,而官員也不在其位,那麼革命就算成功。
「如果不義之事必須靠你來促成,那我覺得你就應該打破這個循環!無論如何,我為反摩擦力,抵抗不義的事情,讓政府這部機器停擺。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時時警惕,不要讓自己成為所讉責的罪惡的幫兇。」(梭羅,《公民不服從》)
如果,上述的現象之於你都沒有所謂,心裡說了一聲「係咁架啦,唔係點啫?」那麼,請你就當沒有說過這篇文章吧。因為,你活該活得那麼苦。若你認為這不可以接受,那麼你可以做的,是從今又起多反思資本主義的禍害,關懷並愛你的社區;最重要的是,讓你的良心重見天日,盡量不做不義的事情的幫兇。


德昌里2號3號舖所拍攝的短片:


左翼廿一所拍攝的短片:
 

影行者所拍攝的短片:


如果希望知道罷工最新消息,可參考:
貨櫃碼頭罷工記事

2013年4月1日 星期一

異質的身體──張國榮的藝術成就(三之三)



(筆者按:本文寫於2011年12月,作為中文大學「CULS 5203 文化與藝術與身體」期末論文,修改於2013年3月,即張國榮逝世十週年)


主流媒體作為社會規訓中的監視者

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ael Foucault)在他的「柔順的身體」中指出,權力要操控人類,必須把權力量化,當中最具體的做法,是社會規範透過限制我們的肉體、「養成習慣」銘刻(inscribe)在我們的身上,例如規定人們從小到大保持筆挺的身體、有節制的行為、有整潔的外表,並強調這樣才是「良好」的表現,是為「紀律」。

除了限制,紀律的實施以及權力的效果還要加上「監視」,使權加的強制機制更鞏固地落實。福柯又指,這種監視往往是層級的、連續化的、切實的監督,而且必會配合以一套規範化的裁決──對偏離紀律的,「污穢」或「不潔」的行為、活動、時間、言語、肉體、性等都會加以懲罰。若這種懲罰當未及嚴重程度,不必以監禁或法律來制裁,則或會以批判的目光或社會上的負面評價來打壓,以「矯枉過正」。

洛楓指出,張國榮不論生前或死後,都不斷受到主流媒體都不斷在打壓,當中各自因他同時擁有的3個不同身份,即自殺者、抑鬱症患者、同性戀者。

作為自殺者,張國榮在被確定在文華酒店跳樓自殺身亡後,仍被香港的主流媒體不斷攻擊,當中包括《明報》的「有人認為張國榮死得灑脫,留住人生最光輝的一頁……但其實死者對身邊的人和社會帶來很大傷害,即使自殺者患抑鬱症,控制不了自己的行為,社會也不應把自殺行為合理化」,甚至《蘋果日報》的「尋死要為他人著想,公德一點的選擇,燒碳較跳樓妥當」等,「這些論述似是如非,混淆視聽,無非是要把社會責任強加於一個自殺身死者的身上,要求他即使死後亦難辭其咎地背負種種不良後果」14。

而作為抑鬱症患者,傳媒在他死後亦訴諸權威,透過不同的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者、青少年志願團體等,呼籲「情緒低落者求醫」,藉此散發出「抑鬱症」可怕,「抑鬱症患者」有危險性、需要被規範、需要向權威(如醫生、社工等)求助等訊息,無疑令張承擔起懦弱者及精神失常者(一般「正常人」都會對此等人物感到恐懼)的角色。

對此,連張生前多年好友梅艷芳也發表聲明批評:「……請不要再把罪名加在他身上……抑鬱病不會一天便形成,是日積月累的,我覺得某些傳媒也要負上一定責任……」。15

同性戀或雙性情欲者的身份更是張國榮一直為人所詬病的部分,他一直不掩飾與同性戀人唐鶴德之間的關係,甚至於1992年的訪問中表明自己是個雙性戀者,可惜香港社會主流媒體卻不能趕得及他的前衛步伐,總是對他同性戀者的身份諸多打壓。在張國榮死後,電台節目主持查小欣在其節目〈茶煲裡的查篤撐〉中稱:「當然不會鼓贊同自殺風氣,也不鼓勵同性戀,希望不要有人貪得意嘗試同性戀」。以同性戀為一種可被鼓勵的現象,或以為有人會「貪得意嘗試同性戀」,以及視「有人貪得意嘗試同性戀」為不可接受的行為等,都可看出香港傳媒的目光狹隘。

傳媒人梁立人於2005年更在其文章中寫道:「社會大眾對同志並沒有極度畏懼,更沒有甚麼值得他們憤怒的地方,我們只會同情他們,因為同性戀的道路是悲慘的、陰暗的。以著名同性戀者歌手張國榮為例,如果他沒有陷入同性戀的泥潭,他會活得更開懷、更快樂,他的歌唱成就會更高。」當中著色性以及沒有足夠理據證明的邏輯謬誤去扭曲、否定同性戀者,更是無知和沒有傳媒公義的行為。

思想狹隘的香港媒體作為規範體制中的「監視者」角色,在張國榮生前已對其藝術形象竊竊私語,當中可以他們報導其2000年「熱‧情演唱會」的服裝的手法即可看出。



當時,斐聲國際的法國時裝設計師Jean Paul Gaultier為張於「熱‧情演唱會」中的演出設計了一系列服飾,包括長髮、裙子等裝扮,惟香港媒體卻形容為「貞子」,又指張「扮女人」是弱者行為。張國榮及後於《明報周刊》中表示,「演唱會的第3天,在法國的Jean Paul Gaultier給了我E-mail,我看完幾乎跌倒地上,他說﹕『你們香港人簡直是不知所謂, 以後國際級的設計師,都不會替你們香港人做show,或者合作。』 這很值得香港部分傳媒去檢討,因為我們一些藝人,水準已達國際化,即如我今年去日本,做了10場演唱會,日本傳媒以fantastic來形容這個show時,許多傳媒、搞手都會問我,為什麼香港的傳媒會去陷害自己的藝人?」



總結

張國榮在林夕為他撰寫的〈我〉一曲中如此唱道:
快樂是 快速的方式不只一種 最榮幸是 誰都是造物的光榮不用閃躲 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 我就是我 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天空開闊 要做最堅強的泡沫 我喜歡我 讓薔薇開出一種結果孤獨的沙漠裡 一樣盛放的赤裸裸多麼高興 在琉璃屋中快樂生活 對世界說 甚麼是光明磊落
當中顯示了他的藝術生命雖然不斷受到打壓,而令他精神上受到挫敗,但其對藝術與性別政治的信念並沒有萎靡,在異性戀霸權裡,以異質的身體不斷挑戰非男即女的規範,並以之為榮耀與驕傲。


洛楓認為,張國榮的身死,令他生前的爭議與對衡剎那變成「傳奇」,而他的努力開拓,把Camp這種感情與品味引進給香港的受眾,除了為後來者打開突破的空間,是他以自己的身體為香港的身體藝術和性別運動開發無限的可能性。 (完)





註腳

14 洛楓,「第五章:你的眼光只接觸我側面」,頁177
15 同上,頁178


參考書目
Sontag, Susan, “Notes on ‘Camp’” (1964) 
米歇爾‧福柯著,《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書店(1999)
朱耀偉、陳英凱、朱振威著,《文化研究60詞》,香港:匯智出版(2010)
洛楓著,《禁色的蝶蝴──張國榮的藝術形象》,香港:三聯書店(2009)
程青松編,《關不住的春光:華語同志電影20年》,新北市:八旗文化、遠足文化(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