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質的身體──張國榮的藝術成就（三之三）

（筆者按：本文寫於2011年12月，作為中文大學「CULS 5203 文化與藝術與身體」期末論文，修改於2013年3月，即張國榮逝世十週年）


主流媒體作為社會規訓中的監視者

法國哲學家福柯（Michael Foucault）在他的「柔順的身體」中指出，權力要操控人類，必須把權力量化，當中最具體的做法，是社會規範透過限制我們的肉體、「養成習慣」銘刻（inscribe）在我們的身上，例如規定人們從小到大保持筆挺的身體、有節制的行為、有整潔的外表，並強調這樣才是「良好」的表現，是為「紀律」。

除了限制，紀律的實施以及權力的效果還要加上「監視」，使權加的強制機制更鞏固地落實。福柯又指，這種監視往往是層級的、連續化的、切實的監督，而且必會配合以一套規範化的裁決──對偏離紀律的，「污穢」或「不潔」的行為、活動、時間、言語、肉體、性等都會加以懲罰。若這種懲罰當未及嚴重程度，不必以監禁或法律來制裁，則或會以批判的目光或社會上的負面評價來打壓，以「矯枉過正」。

洛楓指出，張國榮不論生前或死後，都不斷受到主流媒體都不斷在打壓，當中各自因他同時擁有的3個不同身份，即自殺者、抑鬱症患者、同性戀者。

作為自殺者，張國榮在被確定在文華酒店跳樓自殺身亡後，仍被香港的主流媒體不斷攻擊，當中包括《明報》的「有人認為張國榮死得灑脫，留住人生最光輝的一頁……但其實死者對身邊的人和社會帶來很大傷害，即使自殺者患抑鬱症，控制不了自己的行為，社會也不應把自殺行為合理化」，甚至《蘋果日報》的「尋死要為他人著想，公德一點的選擇，燒碳較跳樓妥當」等，「這些論述似是如非，混淆視聽，無非是要把社會責任強加於一個自殺身死者的身上，要求他即使死後亦難辭其咎地背負種種不良後果」14。

而作為抑鬱症患者，傳媒在他死後亦訴諸權威，透過不同的精神科醫生、社會工作者、青少年志願團體等，呼籲「情緒低落者求醫」，藉此散發出「抑鬱症」可怕，「抑鬱症患者」有危險性、需要被規範、需要向權威（如醫生、社工等）求助等訊息，無疑令張承擔起懦弱者及精神失常者（一般「正常人」都會對此等人物感到恐懼）的角色。

對此，連張生前多年好友梅艷芳也發表聲明批評：「……請不要再把罪名加在他身上……抑鬱病不會一天便形成，是日積月累的，我覺得某些傳媒也要負上一定責任……」。15

同性戀或雙性情欲者的身份更是張國榮一直為人所詬病的部分，他一直不掩飾與同性戀人唐鶴德之間的關係，甚至於1992年的訪問中表明自己是個雙性戀者，可惜香港社會主流媒體卻不能趕得及他的前衛步伐，總是對他同性戀者的身份諸多打壓。在張國榮死後，電台節目主持查小欣在其節目〈茶煲裡的查篤撐〉中稱：「當然不會鼓贊同自殺風氣，也不鼓勵同性戀，希望不要有人貪得意嘗試同性戀」。以同性戀為一種可被鼓勵的現象，或以為有人會「貪得意嘗試同性戀」，以及視「有人貪得意嘗試同性戀」為不可接受的行為等，都可看出香港傳媒的目光狹隘。

傳媒人梁立人於2005年更在其文章中寫道：「社會大眾對同志並沒有極度畏懼，更沒有甚麼值得他們憤怒的地方，我們只會同情他們，因為同性戀的道路是悲慘的、陰暗的。以著名同性戀者歌手張國榮為例，如果他沒有陷入同性戀的泥潭，他會活得更開懷、更快樂，他的歌唱成就會更高。」當中著色性以及沒有足夠理據證明的邏輯謬誤去扭曲、否定同性戀者，更是無知和沒有傳媒公義的行為。

思想狹隘的香港媒體作為規範體制中的「監視者」角色，在張國榮生前已對其藝術形象竊竊私語，當中可以他們報導其2000年「熱‧情演唱會」的服裝的手法即可看出。



當時，斐聲國際的法國時裝設計師Jean Paul Gaultier為張於「熱‧情演唱會」中的演出設計了一系列服飾，包括長髮、裙子等裝扮，惟香港媒體卻形容為「貞子」，又指張「扮女人」是弱者行為。張國榮及後於《明報周刊》中表示，「演唱會的第3天，在法國的Jean Paul Gaultier給了我E-mail，我看完幾乎跌倒地上，他說﹕『你們香港人簡直是不知所謂， 以後國際級的設計師，都不會替你們香港人做show，或者合作。』 這很值得香港部分傳媒去檢討，因為我們一些藝人，水準已達國際化，即如我今年去日本，做了10場演唱會，日本傳媒以fantastic來形容這個show時，許多傳媒、搞手都會問我，為什麼香港的傳媒會去陷害自己的藝人？」

總結

張國榮在林夕為他撰寫的〈我〉一曲中如此唱道：

快樂是 快速的方式不只一種 最榮幸是 誰都是造物的光榮不用閃躲 為我喜歡的生活而活 我就是我 是顏色不一樣的煙火天空開闊 要做最堅強的泡沫 我喜歡我 讓薔薇開出一種結果孤獨的沙漠裡 一樣盛放的赤裸裸多麼高興 在琉璃屋中快樂生活 對世界說 甚麼是光明磊落

當中顯示了他的藝術生命雖然不斷受到打壓，而令他精神上受到挫敗，但其對藝術與性別政治的信念並沒有萎靡，在異性戀霸權裡，以異質的身體不斷挑戰非男即女的規範，並以之為榮耀與驕傲。

洛楓認為，張國榮的身死，令他生前的爭議與對衡剎那變成「傳奇」，而他的努力開拓，把Camp這種感情與品味引進給香港的受眾，除了為後來者打開突破的空間，是他以自己的身體為香港的身體藝術和性別運動開發無限的可能性。 （完）

註腳

14 洛楓，「第五章：你的眼光只接觸我側面」，頁177
15 同上，頁178


參考書目
Sontag, Susan, “Notes on ‘Camp’” (1964)　
米歇爾‧福柯著，《規訓與懲罰》，北京：三聯書店（1999）
朱耀偉、陳英凱、朱振威著，《文化研究60詞》，香港：匯智出版（2010）
洛楓著，《禁色的蝶蝴──張國榮的藝術形象》，香港：三聯書店（2009）
程青松編，《關不住的春光：華語同志電影20年》，新北市：八旗文化、遠足文化（2012）